植物大战僵尸2奇妙时空之旅电脑版(19世纪崛起的报纸，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植物大战僵尸2奇妙时空之旅电脑版文章列表:
- 1、19世纪崛起的报纸，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 2、基因的奥德赛之旅：遗传学与人类历史的迁徙地图
- 3、全球史集大成之作，每个人一生都有必要看看这本书
- 4、苦等50年才通达！每日仅限200人预约！这片仙境之地重归人间
- 5、杭州夫妻财务自由后，在野地搭帐篷生活，看到最美的清晨
19世纪崛起的报纸，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新闻纸”是纸的历史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角色，在西方，19世纪崛起的大众化报纸塑造了重要的公共领域，为政治舆论的影响力推波助澜。在中国，晚清时期报刊的普及则深刻重塑了人们对时局乃至时空的认知，让人们真正意义上“开眼看世界”。
以上有关新闻纸的影响，并不只是由新闻纸承载的文字“内容”带来。早在上世纪，麦克卢汉等媒介学者就提醒我们关注媒介影响的物质与技术层面。德国文学与历史专家罗塔尔·穆勒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种视角。在他的《纸的文化史》一书中，他将焦点置于“纸张”媒介本身，追溯了其演化史背后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
从穆勒的记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原材料基础、印刷造纸技术等因素的变化，对于纸形态的发展有着革命性的影响。而不同纸张的形态，也深度介入了社会政治环境。例如在著名的法国德雷福斯事件中，重“社会杂闻”的“小报”通过各类八卦轶事，成为影响舆论的重要角色。借用伊丽莎白·艾森斯坦语，穆勒试图描绘的是一种“作为变革动因的纸张”。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纸的文化史》，有删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纸的文化史》，作者: [德]罗塔尔·穆勒，版本: 广东人民出版社·创美工厂，2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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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机：“无限生产力”的承诺与新闻纸的崛起
“纸是我们所有精神交流的物质手段，是思想交流的中间人，是思想、感觉和情感的载体，是人类研究成果的忠实载体。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材料像纸一样经历如此巨大的变化，没有任何材料能像纸一样，通过辛勤的工业者的双手，从最原始的自然状态直到完美的最终目标。在这里描述纸的生产制造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事先就可以确信，卷筒纸制造机的奇特机制不太会让我们的读者感到不满。”这是《卷筒纸制造机》（Die Maschine des endlosen Papiers）的开篇语。莱比锡杂志《实用知识传播协会芬尼杂志》（Pfennig Magazin der Gesellschafl zur Verbreitung gemeinnütziger Kenntnisse）在1834年秋天，用两篇文章图文并茂地向读者们依次介绍了造纸机和切纸机。这份每周六发行的杂志，其名称取自1832年在伦敦出版的英国周刊《实用知识传播协会的便士杂志》。《芬尼杂志》同巴黎的《名胜风景》一样创刊于1833年，首年发行量就达到35000册。一本杂志共八页，有四到六张不等的插图，售价仅为11芬尼——从莱比锡寄一封信到德累斯顿要花的钱几乎是它的两倍——每年订阅的话只要两塔勒。如此低的价格只能依靠高发行量维持。
仅仅成立几年后，《芬尼杂志》的发行量就达到10万册。1847年，出版商F.A.布罗克豪斯（F.A.Brockhaus）收购它时，为保证这本插画周刊的按时出版，专门为杂志的高速印刷机配备了蒸汽动力。18世纪启蒙运动讲求的娱乐和教学在这里得到了平衡。文中对造纸机和切纸机的介绍同巴尔扎克的小说一样，以一种物质自我反思性的方式，向杂志的读者们展示了他们手上所拿读物的物质构成。这两篇文章充分反驳了这样一种观点：通向现代大众媒体的道路是思想和语言退化的陡坡。文章的描绘生动形象且十分精确，19世纪的叙事文学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精确性描绘了自然现象、日常事务以及市民生活。《芬尼杂志》对造纸机的描述（不断引用文章附带的整页插图）是这场造纸厂之旅的高潮。它进一步将机器解释为通过人类思维实现的“奇迹”。
造纸机可以生产出无尽的纸张，看上去又不需要人力，这种被梅尔维尔拿去跟但丁的地狱惩罚联系在一起的无尽性，表现为一种对无限生产力的承诺。在讨论英国的《便士杂志》时我们就已经意识到，现代印刷技术和造纸机的结合对于这一类型的报刊来说具有决定的意义。巴尔扎克为法国昂古莱姆印刷厂指定的斯丹诺普印刷机就已经是铁制的了，它是传统谷登堡印刷术的最后一个分支，可以通过使用较大的金属压板实现“一次性”印刷，但是它的原理还是旧式的“平面压平面”——将压板盖在印版上的方式。弗里德里希·柯尼希的高速印刷机意味着向滚筒印刷的过渡。柯尼希的灵感来自机械化织布厂的印花工艺。滚筒是在19世纪印刷技术革命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元素。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滚筒式高速印刷机与造纸机的全新结合，取代了几个世纪以来地位稳固的手动印刷机和手工造纸。这种断断续续的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报刊出版的激励。正如巴尔扎克所理解的那样，现代新闻业已经找到了一个伙伴，可以与其结成一个划时代的联盟，就像15世纪和凸版印刷结成的联盟一样。然而，只有在效率越来越高的印刷机的产能和造纸机的产量之间取得平衡，这一联盟才能蓬勃发展。人们意识到，造纸机原材料供应的局限会影响这一平衡。我们可能还记得，大卫·赛夏的研究就是基于这一点的。那让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吧。
法国19世纪作家巴尔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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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赛夏与弗里德里希·哥特罗布：新发明背后的复杂因素
当时的大卫已经因朋友吕西安在巴黎伪造的票据而债台高筑，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在去见律师柏蒂-格劳的路上，他心不在焉地嚼着一根在工厂用水泡过的荨麻。在和律师谈完回去的路上，他忽然觉得牙齿缝里有一颗丸子，便把它拿出来放在手上，发现“那一小块糊比以前试做的各种纸浆都强。用植物做纸浆，主要缺点是没有弹性，例如干草做的纸就特别脆，近乎金属，拈在手里发出金属声。像他那种偶然的发现只有大胆探索自然规律的人才会碰到”。“我要用机器和化学品来代替这个无意识的咀嚼作用。”他自言自语道。
当巴尔扎克写作《幻灭》最后一部的时候，纺织和装订工人弗里德里希·哥特罗布·开勒（Friedrich Gottlob Keller）在萨克森整理出了一本自1841年起开始撰写的笔记，笔记中记下了他所有的技术创新。他希望通过这些笔记来获得一些有利可图的发明。其中一个想法是“用研磨产生的木质纤维制造纸张”。几十年后，开勒在自传中描述了他成功的过程，在一系列想要通过化学方式获得木质纤维的实验失败之后，他回想起自己小时候会将樱桃核适当打磨后制成项链，打磨时分离出的木纤维晒干后就变成了小小的薄片。这个回忆让开勒想到，可以通过边研磨边加水的方式，将木头分解成纤维。开勒记录了他在他的工厂中用普通磨刀石生产出第一张木浆纸的时间：1843年11月。夏天的时候，巴尔扎克《幻灭》的第三部《发明家的苦难》以连载的形式在巴黎杂志《国家》（L’État）和《巴黎人》（Le Parisien）上发表。
意外发现是19世纪发明家逸事的一个常见主题。大卫·赛夏和弗里德里希·哥特罗布·开勒两人的发明都是从历史中找到了灵感。两人都抓住了一条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贯穿造纸技术文献的线索，也就是寻找以植物为基础的原材料。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忽视木头和荨麻。雅各布·克里斯蒂安·谢弗在他的《不用破布或减少添加物制作同等质量的纸的尝试及案例》中详细地研究了使用各种木材的可能性。到了19世纪，当使用植物原料造纸变得越发紧迫的时候，从直觉的、实验性的概念到经济可行性的转变受到了几个因素的推动。
首先，这些想法是在更接近科学和程序的反思中进行的。随意地咀嚼一根植物、童年回忆的灵光乍现——这些听起来像是非常小概率的个体事件。但事实上，这些灵感的背后是高速运转的技术反思机制，在德国，《通用技术报》、《综合技术核心报》以及《综合技术期刊》（Polytechnische Journal）就是这一机制的代表。大卫·赛夏能想出他的方法，离不开他在巴黎学到的理论知识和迪多印刷所的技术知识。开勒的灵感则深深植根于他对综合技术期刊的广泛阅读。人们总是致力于给成本高昂的消费品和原材料寻找替代品。随着机械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这些研究始终与实现廉价大规模生产这一目标联系在一起。开勒工艺的基本理念——在研磨的同时加水，进而从木质纤维中获取纸浆，而不仅仅靠添加木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然而，最重要的是，关于造纸原料创新的推动力更强了。在18世纪，破布短缺——纸张需求增加的另一种表现——可以通过放宽破布交易的规章制度和收购特许权来减轻。但在19世纪情况就不一样了。随着造纸机和印刷机的技术进步，加上新闻业对纸张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原材料短缺的情况加剧了。
电影《天才捕手》剧照
巴尔扎克在1830年前后为埃米尔·德·吉拉丹（Émile de Girardin）的报纸撰写过文章。1836年，吉拉丹成立《新闻报》（La Presse）之后，巴尔扎克也是撰稿人之一。和同一年由阿尔芒·杜塔克（Armand Dutacq）成立的日报《世纪报》（Le Siècle）一样，《新闻报》同样也是走薄利多销的策略。当时法国报纸的预订价格通常为每份80法郎，而《新闻报》和《世纪报》这两家新办报纸只要40法郎。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吸引新的受众，扩大销售市场，并通过销量的增加来弥补价格降低带来的损失。与此同时，他们还依靠广告业务和新的策略来确保受众忠诚度。吉拉丹的基本理念是结合新奇和叙事，也就是通过叙事的方式处理新闻，从而提高信息的价值。他将文学性、叙事性和娱乐性的形式引入了报刊这个以政治为中心的媒介，取代了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修辞性、论辩性的议论文。他最著名的创新是开创了“连载小说”。这一形式很快就引起了极大轰动，这不仅是由于第一年连载的巴尔扎克的小说《老姑娘》（La Vieille Fille），还有一些反映读者日常生活的短篇散文也同样重要。这两份报纸的创新在当时都是非常成功的。《新闻报》的销量很快就突破了10000份，1842年《世纪报》的发行量达到35000份。这都是《幻灭》问世的时代背景。
巴尔扎克曾写道：“工业和知识的所有伟大成果都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和不可察觉的积累向前发展，就像地质运动或者其他自然过程一样。为了臻于完美，写作——语言可能也是——也必须和印刷及造纸一样进行许多测试。”在这一关于技术进步和自然发展的类比中，其实包含了这样一个认识，即发明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可能是在更长的时期内发生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工艺技术的想法只有在合同、专利、其他经济和文化因素都相对成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大卫·赛夏和弗里德里希·哥特罗布·开勒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两人都希望在没有必要的资本和成熟的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将发明应用到实际生产中。结果就会变成路易斯·尼古拉斯·罗贝尔和他的造纸机那样：发明者无法掌控他的发明。
以开勒为例，海登海姆的造纸商海因里希·弗尔特（Heinrich Voelter）拿走了他的专利，海因里希与当地工程师约翰·马休斯·福伊特（Johann Matthäus Voith）一起，经历了开始的几次失败后，开发出了一种工业级的木材研磨机，还有一个用于给研磨后的木材进行“精炼”的精制设备。木浆最初是破布的添加物，被当成添加剂来使用，而没有被作为通常意义的替代材料。从开勒的想法到木材研磨工艺的实现，中间大概间隔了25年。1867年巴黎的世界博览会见证了国际造纸业在木浆技术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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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原材料的革命与地理中心的转变
这是第一步，但并未彻底革新纸张的原料基础。因为仅以纯木浆为原料制成的纸张很容易变脆，在光照作用下很快会变黄。所以，在生产更精细的纸张时，还需要使用破布作为稳定剂。直到19世纪80年代，破布的这一功能才被一种同样从木材中提取的物质——纤维素所取代。纤维素是化学兴起的产物。自18世纪末以来，人们通过对破布进行氯漂白，扩大了纸张生产的原料基础，并为寻找替代材料提供了新的动力。巴尔扎克虚构的发明家大卫·赛夏的故事，也算是符合真实的历史。他是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位化学家那里获得了关于植物实验的第一个灵感。从荨麻中偶然取得的突破，促使他不断尝试用化学方法实现他偶然用物理力量造出的东西。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随着造纸机的引入，化学家也加入工程师和机械技术人员的行列中来。
1838年，法国化学家安塞姆·佩恩（Anselme Payen）在木材中检测到了纤维素。此后，《综合技术期刊》（Polytechnischen Journal）等杂志不断地记录了生产造纸用纤维素的新实验和新工艺。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的化学纸浆产业使原材料进一步得到补充，大量纸浆厂成功地淘汰了作为替代原料的稻草。用破布制作的纸张仍在继续流通，但从那时起，机械纸浆和化学纸浆的结合以及蒸汽的使用（作为动力而非热源）成为纸张大规模工业生产的特点。高质量的化学纸浆取代了添加到机械纸浆中的破布，以生产出更高质量的纸张。
电影《华盛顿邮报》剧照
随着破布不再具有重要性，造纸业逐渐和它的老伙伴——织布厂以及它的后代纺织业分离开来。1867年，也就是巴黎世界博览会举办的那一年，德国《综合技术期刊》摘选刊登了安塞姆·佩恩的论文《关于木质纤维的结构和化学组成》（Ueber die Strulur und die chemische Confitution der Holzfaser），并在结尾描述了纤维素生产这一新兴产业：“即使从林业的角度来看，这一新的产业也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它为针叶林种植所提供的产品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事实上，森林取代了破布交易者，成为新的造纸原料供应商。
从林业经济的角度来看，造纸业填补了传统的木材购买者退出市场后所留下的空白。在19世纪，煤炭在冶炼工业和一般工业的燃料中取代了木材，同时在建筑业中，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钢铁来代替木材。因此，在造纸业提出需求的这一历史性时刻，森林成为造纸可以利用的原料来源，并促进了造纸业向工业生产过渡。功能越来越强大的大型机械设备可以和不断精进的化学原料提取方法结合在一起。新的生产规模使人们对能源和资本的需求成倍增加，需要完善的物流来运输原材料和成品，并在更高的层级上将盈利能力和生产规模结合起来。随着纸张生产的重新调整，地理中心的转变伴随而来。在人口密度高的地方，用破布造纸最容易找到原材料。
随着机械纸浆和化学纸浆成为造纸的原材料，北美和北欧等人口稀少但林木茂密的地区变得越来越重要。法国、荷兰、德国和英国这几个在1800年造纸机刚起步时还处于领先地位的传统欧洲造纸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开始退居二线。从在中国和阿拉伯起源一直到机械化和工业化时期，造纸对水的依赖没有改变，它促进了地理中心的转变。尽管水作为动力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是水的大量供应对于工业生产来说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北欧和北美丰富的森林资源加上丰富的水资源，促成了这些地区在世界造纸业中的崛起。早在前工业化时期，造纸就不是田园般的美好画面：造纸厂内的破布恶臭熏天，被污染的水则流到厂外。随着工业化以及机械纸浆和化学纸浆生产的发展，水的消耗和污染增加。造纸厂的化学品残留物随着废水排放到自然环境中。
直到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里，由于原材料基础的改变，古老的欧洲造纸业才得到了全面革新。从造纸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生活的时代并不是从造纸机和高速印刷机开始的，只有原材料的供应不受限制以后，18世纪后期开始的机械化造纸才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纸张才成为一种大规模生产、无处不在的工业产品。虽然纸张的供应还是会受到经济因素或政治因素的限制，比如战时和战后的短缺经济，三十年战争就是这种情况，但原则上讲，可再生原料的种植可以满足工业社会对纸张日益增长的需求。1800年前后，德国的人均纸张消费只有0.5公斤。而到了1873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5公斤。但这四倍的增长也不过是一个前奏。19世纪的最后一个季度，造纸原材料范围扩大后，纸张的人均消费量从13公斤跃升至18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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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拉、法国《小日报》和德雷福斯事件
1839年出版的《幻灭》第二部中，巴尔扎克虚构了一份报纸，记者罗斯多将其称为《小报》（Notre Petit Journal），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凭借副刊里的文章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巴尔扎克去世后，出现了以此名字命名的报纸：《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它代表了法国向大众媒体时代的过渡。《小日报》创立于1863年，为了免交政治报刊税，它强调自己的“非政治性”。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小日报》与那些“大”而精致的媒体不一样。它的“小”不仅体现在实惠的价格，也体现在减半的页面规格上。这份报纸只要5生丁，即1苏，创造了所谓的“一苏媒体”，是法国版的英国《便士报》。
社会杂闻（faits divers）在《小日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就像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一样，记者们也穿梭于这座大城市中，寻找意外、自杀、无法解释的死亡和犯罪。早在《驴皮记》中，巴尔扎克就将社会杂闻描述为对文学的挑战：“请问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你能否找得到一本书在才华上足以和这条小新闻媲美：‘昨天下午四时，一少妇从艺术桥高处投身塞纳河自杀。’面对这种巴黎式的简洁文体，所有的悲剧、小说都要黯然失色……”1869年9月至1879年1月中旬，对一个八口之家谋杀案的连续报道，从捕获凶手到执行处决，仅仅几个月内就使《小日报》的发行量从357 000份增加到594 000份。考虑到日报社的生产能力，只有在印刷机和纸张生产两者达到一个新的技术水平之时，这样的发行量才有可能实现。与巴尔扎克合作的埃米尔·德·吉拉丹（mile de Girardin），是法国新闻界从七月革命到法兰西第二帝国，再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的关键人物之一。印刷速度的提高，可以帮助他实现报纸薄利多销的理念。
他在工程师界的合作伙伴是伊波利特·奥古斯特·马里诺尼（Hippolyte Augufe Marinoni）。1848年，他为吉拉丹的《新闻报》提供了一台日产量翻四倍的印刷机。不久后，他看到了从德国移民过来的雅各布·沃尔姆斯（Jacob Worms）在巴黎印刷厂制造了第一台轮转印刷机。这台轮转印刷机也是为了《新闻报》所造的，但由于政治限制，在当时没有得到大规模使用。借鉴沃尔姆斯的建议和他终生致力研究的英国机械技术，马里诺尼为《小日报》研发出了一台法国版的轮转印刷机。最终，美国的威廉·布洛克（William Bullock）将轮转印刷机完善到了完全自动化的程度。谷登堡印刷术的原理是平面压平面，柯尼希的快速印刷术则是利用圆筒对平面，而现在，圆筒对圆筒印刷的实现意味着一个质的飞跃。纸张的柔韧性是实现这一飞跃的前提，这不仅体现在造纸机生产的卷筒纸和印刷机的配合上，也体现在印刷过程中。在轮转印刷机的普及过程中，在印刷版型方面，用纸型浇铸铅版代替了石膏浇铸。供纸以及纸张印刷完毕后的裁切设备也都集成到印刷机的对转滚筒周围。
1894年《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描述了这些新机器运行的独立连续性：“普通的高速印刷机工作时，每张纸都必须单独送入，所以四倍速、八倍速的高速印刷机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这种情况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开始想，是不是可以给机器源源不断地自动送纸，然后每一张纸在通过围绕着圆筒的弯曲印版（浇铸铅版）完成双面印刷后，通过切割设备裁切成指定的格式，再将其折叠或平铺，从而大幅度提高了产能（高达每小时20 000张）。”
和1810年柯尼希的高速印刷机一样，1856年英国《泰晤士报》也是第一个使用轮转印刷机的客户。由此可以看出期刊媒体和印刷及造纸技术创新是密切相关的。轮转印刷机完美地匹配了造纸摆脱原料限制后带来的产量提升。而两者的结合又与不断扩大的报刊产业完美契合。
电影《查令十字街84号》剧照
根据新闻学的观点，纸和印刷机这一联盟的革新在四个方面带来了好处，而这四个方面正是构成报纸这一媒介的四大元素：周期性，即规律出版的可靠性和频率；及时性，这不仅仅取决于电报局传递信息的速度，也取决于印刷速度；普遍性，即通过边界的消解和形式的内在差异，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不特定的覆盖；公开性，即面向公众的非排他性和可获得性。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日报尚未需要与广播和电视竞争，它能够崛起成为工业现代性的核心大众媒体，首先要归功于低价和高发行量。若没有由此带来的报纸消费的社会扩张，及时性、周期性以及普遍性的效果都将大打折扣。
与17世纪和18世纪的报纸相比，一种新的媒介出现了。随着纸张生产的产业化和原料限制的摆脱，报业出版也促进了未装订纸张的同步流通。这些报纸每天奔涌到社会中，随后进入不流通的领域。这有点像电报局的纸质电报，一旦编辑将它们重新编辑成报纸报道后，它们的物质形式就消失了。19世纪有一则流行的笑话：早上的报纸就是晚上的厕纸。这个笑话包含了这样一种看法：随着期刊媒体的兴起，在向大众提供的大量纸张中，没有流传下来的纸张比例呈指数增长。即使图书馆和档案馆会把报纸装订成年刊并存放，也没有减轻这种纸的大规模消失。新闻纸的不断消失是其间歇性影响的反面。
新闻纸在19世纪漫画中无处不在，19世纪小说里也有许多报纸读者和记者的形象出现，警局档案里保留的告密者报告记录了报纸读者们的高谈阔论，他们对社会杂闻、政治消息以及社论发表看法。这些都反映了每天都有新闻纸被源源不断地供应到社会有机体中。
《小日报》是造纸工业、印刷技术和期刊媒体组成的“铁三角”的典范。一开始它采用的是“大”报的四页格式，但没有采用43厘米×60厘米的标准尺寸，而是减半为43厘米×30厘米。只不过，“小”、轻型小报新闻的概念并没有局限在小的物理格式上。1873年，埃米尔·德·吉拉丹开始担任报社管理公司的总裁，直到1881年去世。1882年，新闻界的关键技术人物——伊波利特·奥古斯特·马里诺尼（Hippdyte Aagufe Marinoni）接替了他的位置。在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上，马里诺尼展示了他的新型轮转印刷机。这台印刷机可以将各种规格的卷筒纸进行双面印刷、裁切，最后折叠成报纸。自1890年开始，得益于1886年纸张税的废除以及造纸原料限制的摆脱，《小日报》换用了更大的版面。
1890年，报纸的发行量突破百万份，还增加了一份八页副刊，每周出版，定价和普通版一样只要5生丁。凭借画报里刊登的彩色图片，《小日报》成为欧洲大众媒体的顶尖通讯社之一。它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技术文明进步的主要传声筒之一，是电报、留声机、电话、汽车和环法自行车赛的宣传员，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扩音器。也许一开始它的出现是“非政治”的，但从19世纪末开始，它无疑已经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报纸培育了新的新闻素材、丑闻和轰动事件。它刊登了各种各样的图片：爆炸袭击和铁路事故、殖民地的日常生活，高级将领的肖像、国事访问的照片、被狮子袭击受伤的马戏团游客。1898年1月13日，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以《我控诉……！》（J’accuse!）为题，在《震旦报》（L’Aurore）头版头条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菲利·福尔（Félix Faure）的公开信。这个时候，《小日报》则成了反德雷福斯的喉舌。德雷福斯事件不仅仅是个国家事件，它也是最早的现代媒体战之一。伊波利特·奥古斯特·马里诺尼和时任《震旦报》编辑的乔治·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之间的个人恩怨也被卷进了这场新闻战中。那个醒目的标题就是克里孟梭所加。因为左拉的文章，《震旦报》的发行量从通常的两三万份增加到超过30万份。但与之打擂台的《小日报》则有百万份的发行量。而法国的第二大众报纸《小巴黎人报》（Le Petit Parisien）也凭借它的百万份发行量站在反德雷福斯的一方。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年10月9日－1935年7月12日) ，法国犹太裔军官，1898年他被误判为叛国，导致德雷福斯事件。
《小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系列关于德雷福斯事件的图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95年1月13日那张德雷福斯被革除军衔、折断军刀的封面图片。《小日报》的反德雷福斯运动不仅仅是包括针对德雷福斯的反犹运动，它还发起了一场针对爱弥尔·左拉的运动，称他是“反爱国主义丑闻的主角”，这场运动还波及了他的文学作品。1898年2月，军队对左拉进行审判，《小日报》以《左拉事件》为题进行了报道。1898年春天，《小日报》自己也成为事件的一部分。尤其是在5月23日，也就是爱弥尔·左拉在凡尔赛出庭那天，主编欧内斯特·朱代（Ernef Judet）发表了一篇关于左拉的父亲弗朗索瓦·左拉（François Zola）的诽谤性传记。在这篇文章里，爱弥尔·左拉的父亲被描述成小偷和寄生虫。这种企图通过丑化他私人生活中的某一元素来反击左拉的政治呼吁的行为，不仅招致了左拉对《小日报》、马里诺尼和朱代的控诉，也使得左拉后来在《震旦报》上以“弗朗索瓦·左拉”为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父亲的文章。在《黛莱丝•拉甘》（Thérése Raquin）等小说中，左拉承袭巴尔扎克的衣钵，将现实社会的世界带进小说世界中。现在，他为报纸撰稿，是为父亲的荣誉而辩护，也是向《小日报》以及它的诽谤复仇。他明确地告诉读者，自1898年7月18日凡尔赛审判结束离开法国后，他就再也没有读过这份报纸，今后也不会再读，“我从来不看它”。
摘编/刘亚光
编辑/刘亚光
校对/吴兴发
基因的奥德赛之旅：遗传学与人类历史的迁徙地图
撰文丨[美]斯宾塞·韦尔斯
摘编丨何安安
人类从何处而来？我们的祖先试图从创世神话中给出答案：女娲造人，上帝创造亚当、夏娃……我们的身份，我们和世间万物的关系，都从这个问题出发。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非洲的出生地到地球的每一个偏远角落，从现代人类的最早形态到今天——乃至更久远的未来，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经历了漫长的旅程。这其中，贯穿始末的论点是遗传学为我们提供了一张人类的漫游地图，并给予我们大致的日期。我们的先人是谁？他们住在哪里？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为什么我们彼此看起来是如此不同？人类是怎样散布并定居在如此辽阔的地方？
哈佛大学博士、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在《人类的旅程：基因的奥德赛之旅》一书中，给出了问题的答案。韦尔斯认为，正是埋藏在我们身体之中的遗传代码，使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物种——人类，也使我们成为各不相同的个体。
从生命起源，到第一个自我复制的分子和我们阿米巴样的祖先，再到今日。今天的我们正是这10多亿年进化变异的最终结果。基因记录着那些揭示我们生命传承历史的环节和拐点。当然，传达这些信息的并非遗传代码本身，而是我们在比较来自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体的DNA时所发现的差异。
那么，我们怎么来断定人类“种族”这个概念是否具有正当性？我们所有人事实上都归属于同一种系，还是说在人类群体内部存在着彼此不相干的不同支系？我们是如何占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DNA标记能为我们提供细节。这种研究方法是最近半个多世纪发展起来的，深受卢卡·卡瓦利-斯福尔扎
（Luca Cavalli-Sforza）
的影响。韦尔斯指出，今人的照片反映了今天人们实际的生活方式，而我们对遗传历史的了解是从生活在现在的人的血液中推断出来的，正是他们鲜活的基因给予了我们线索。我们每个人都随身携带着自己内在的个人史册，我们只需要学习如何去阅读它。
以下内容节选自斯宾塞·韦尔斯所著的《人类的旅程：基因的奥德赛之旅》第一章《形形色色的猿类》部分，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人类的旅程：基因的奥德赛之旅》,[美]斯宾塞·韦尔斯 著，张涛、严墨 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人类如何散布并定居在如此辽阔的地方？
绝大多数的神话试图回答孩子们的问题：“我们究竟来自何方？”然后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来解释我们的存在，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尽管这些创世神话试图解释我们是怎样起源的，但是对我们从遍布世界的人群那里观察到的种种文化的、外形的、肤色的差别，这些创世神话却没法解释清楚其由来。为什么我们彼此看起来是如此不同？我们是怎样散布并定居在如此辽阔的地方？
希罗多德，这位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给后人提供了远比对希波战争的历史记载更为丰富的内容，其中就包含有对人类多样性的最早的描述，当然，是从他所处的古典时代的特殊角度出发的。从他的历史记载里，我们知道了肤色黝黑神秘的利比亚人，生活在俄罗斯北部的野蛮食人族昂多罗帕哥伊人
（Androphagi）
，还有一群看上去接近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人。希罗多德还提到格里芬在亚洲的崇山峻岭中守护着珍贵宝藏的传说，将我们引向北印度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部落，那里的部落民们从蚂蚁的巢穴里面一点点收集黄金。这部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有关人类文化的论著，尽管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错误，但瑕不掩瑜，不失为一本杰作，它提供了那个时代关于人类已知世界的珍贵信息。
希罗多德雕像。
如果我们假定有一个天真的家伙，俨然当代的希罗多德，沿着赤道环地球飞行一圈，途中领略的人类群体和地区的多样性会相当令他震撼。片刻想象后，我们来到大西洋上空的笛卡尔坐标系正中，这里经度为0度，纬度为0度，距离非洲西部正中的加蓬共和国首都利伯维尔1000千米左右。假设飞机从这里出发向东飞行，而我们能用科幻小说里常用的小伎俩，从天空这一高点扫描地面，我们将得到有关人类多样性的一些小小样本。
最开始迎上我们的是非洲人，精确地说，是说着班图语
（Bantu language）
的中部非洲人，他们有着漆黑的皮肤，主要居住在从森林中开辟出的小村落里。再往东走，视线所及仍然是黑色皮肤，但是这些人看起来多少有些不一样。他们是生活在东部非洲的尼罗河人，高而瘦削——差不多在地球最高人群之列。他们生活在林木稀少的热带大草原上，生计几乎完全依赖于牲口。散布在这两个族群之间的是操另外一种语言的哈特扎人
（Hadza）
，这种语言不同于班图语和尼罗河语，差异程度接近后两者之间的差异程度，尽管这些群体生活的地域相当接近。
继续往东，迎面而来的是一大片漫无边际的水面，我们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跋涉才能到达被称为马尔代夫的群岛。生活在这里的人，和我们在非洲看到的那些人截然不同，操另外一种语言。马尔代夫群岛人的皮肤是黑色的，同那些生活在非洲的人一样，但是，他们面部的细节相当不同，这完全可以从鼻子的形状、头发的类型和其他更多的细节看出。他们无疑和非洲人有关，但是又明显不同于那些非洲人。
让我们继续我们的旅行，横掠过同样巨大的水体，一座大型岛屿在我们的面前巍然而立。这里是苏门答腊岛。在这里我们会迎上明显是另一种风格的人，他们看起来比非洲人和马尔代夫群岛人的体型要小一些，有着别样的面部特征：非常顺直的头发，更浅的肤色和眼睛上有厚厚一层眼睑。再往东去，跨过无数不知名的岛屿，我们会再度遇到有着黝黑肤色的人，他们是美拉尼西亚人。在很多其他方面他们都与非洲人不同。也许他们的黑色皮肤仅仅是在这个地区独立进化出来的特征？抑或是这暗示着该地和非洲有某种密切的关联？
再往东我们会遇到波利尼西亚人，他们生活在散布于数千平方海里辽阔海面的小型珊瑚礁岛屿上。这些人看上去与我们之前遇到的苏门答腊岛人多少有些相似，但是，情形依然如故，他们又有所不同。最大的疑惑是，他们为什么生活在如此遥远的地方？他们又是怎么到达这里的？
波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
我们的旅行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抵达了南美洲西部的厄瓜多尔海岸。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我们发现了人种的奇特混杂。看上去这儿似乎有两个主要的族群：一部分人在很多方面和马尔代夫群岛人类似，但是他们的肤色更浅；另一部分人和苏门答腊岛人、波利尼西亚人更接近。生活在相同环境中的人群之间存在着如此的差异，这事看上去确实比较不可思议。因为我们也曾造访过其他地区，在那些地区，生活在同一环境条件中的人都比较同质化。为什么单单厄瓜多尔与众不同？
在南美洲更往东的地方，我们还能发现截然不同的人种混合，比如说在巴西的东北海岸，我们还会与“非洲人”再度重逢，虽然他们住得离非洲这么远！在返回出发点的长途旅程中，我们可以深思这一路观察到的如同挂毯图案一般绚烂的人类多样性，还可以努力对这种多样性做出一种系统的阐释。
世界母系迁徙图。
我们有关这个世界的短暂旅行多多少少是一种思维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我们想象着与不同的事物相遇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就像几百年前欧洲最初的地理大发现时期人们所经历的那样。我们不妨以一个无知者的角度，大胆地问一个相对于我们今天的历史知识而言似乎微不足道的简单问题。这个思维实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直到最近，除了非洲人和欧洲人在南美洲的相遇，我们对于我们所观察到的模式并没有现成的解释。
看上去彼此不同的人类起源于同一个物种吗？
1860年6月30日这天，愤怒的大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
（Samuel Wilberforce）
登上了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图书馆的讲坛。
现场进行的是关于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的一场正式辩论。这个论题充满争议，在这之前不久还只限于教会和哲学家可以讨论。这位忠诚的主教引经据典，极尽雄辩之能事，坚信这个世界的历史有6000年，由上帝于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创造，这个日子可以通过《圣经》的大事纪年谱系推导出。在演讲中，他向在场的听众抛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也萦绕在大部分听众的脑海中：我们难道真的会跟猴子有亲缘关系？这听上去是多么荒诞不经！
威尔伯福斯是一个老练的演讲者，对于绝大多数听众来说，他的论调相当有说服力。但是，尽管那天他在图书馆支撑住了场面没被打败，但在之后漫长的对垒中他注定会铩羽而归。这也预示着我们在对于如何看待我们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这件事情的态度发生了意义重大的变化。屠龙者们既非哲学家，也非神职人员，而是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约瑟夫·胡克
（Joseph Hooker）
和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
是维多利亚时代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也是查尔斯·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论的强有力的支持者。赫胥黎，这位伦敦矿业学院的生物学讲师，后来因“达尔文的斗牛犬”
（Darwin’s Bulldog）
这个称号而广为人知。胡克是一位建树颇高的植物学家，也是英国皇家植物园园长助理。在威尔伯福斯的演讲即将结束之际，他们站了起来，与威尔伯福斯展开激烈的争论，听上去就像是敲响了有关人类起源的陈旧看法的丧钟。科学终于将人们引向一个充满勇气的美丽新世界。
左图为大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右图为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这场发生在威尔伯福斯、胡克和赫胥黎之间的论战，不仅推动了公众对进化论的认识和接受
（绝大多数受教育的人士早已经能够将世界置于进化论的情境中来加以理解）
，而且也有助于人们重新找到人类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当我们视自己为一个全能造物主的神圣造物，我们就能轻而易举、理所当然地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其他生物分离开来。我们是主人、征服者，或者是被宠爱的，但独一无二的孩子。
达尔文的远见卓识彻底改变了所有这些。这个坏脾气的半隐士，只用纸面上留下的寥寥几笔
（以及20多年对于鸽子与藤壶的潜心研究）
就将人类从神圣造物的神坛上拉下，沦为生物修补的产物。最为吊诡的还在于，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做这样的事情。达尔文是一个富有的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家庭的后裔。他的外祖父是乔赛亚·韦奇伍德
（Josiah Wedgwood，英国陶工与企业家，创立了韦奇伍德公司，产品销往英国全境、欧洲其他地区与美洲）
，他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内科医师，至于达尔文本人，每天也会留出一定的时间经营自己的投资。在他1831年登上小猎犬号开始这趟发现之旅的时候，压根就没有任何想要破坏现状的意图。他确实渴望着冒险，同时也需要避开日益逼近的古板保守的乡村牧师的职业前景，而这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位剑桥毕业生来说，这是最为理性的职业选择。当然，他也在寻找着其他东西。
19世纪早期地理学正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革——其中之一就是质疑人们对既往历史的全部解读，这里说的历史是《圣经》记载的历史。达尔文是一个被称为“均变论”
（uniformitarianism）
的思想流派的拥护者。均变论的思想最早由查尔斯·赖尔
（Charles Lyell）
提出。赖尔相信至今在地球上发现的各种力和物质都在以一种最基本的方式发生作用，即使是在遥远的过去。与“均变论”的拥护者针锋相对的是“灾变论”的拥护者
（catastrophists）
，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路易斯·阿加西斯
（Louis Agassiz）
，一个移居美国的瑞士人，哈佛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创建者。灾变论者认为在无事发生之时，地球处于长期稳定状态，但偶尔会有大灾降临，诸如《圣经》里记录的大洪水、冰期，抑或是地壳的大规模抬升。所有的重大变化，无论是生物有机体的变化还是这个星球本身的变化，都是这些突发事件促成的。这个世界上包括植物和动物在内的所有物种的分布都取决于它们所经历的一系列灾变性事件。
所有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青年达尔文。那个时候的他，刚刚以菲茨罗伊
（Fitz Roy）
舰长“绅士同伴”的身份登上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小猎犬号。这个与众不同的身份出自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风俗，在时人的观念中，舰长被认为居于社会等级相对高的位置，以至于他不能随便和船员们打成一片。这也正是达尔文得以作为官方博物学者兼随船外科医生登上小猎犬号的原因。在船到达巴西的时候，达尔文和菲茨罗伊舰长最终闹翻，前者正式退出了这次航海任务。但无论如何，达尔文都是这次旅行中如假包换的博物学家，由于未充任任何正式职务，他在从事兴趣研究时拥有较多的回旋余地。
他基于船上5年时光写出的航海日记《小猎犬号科学考察记》
（The Voyage of the Beagle）
，成为19世纪旅行文学的经典之作。在旅行中，达尔有一些重要的成果，比如对珊瑚环礁为什么是圆形的给出了一些合理的解释
（火山群退化）
，并且认定塔希提岛人真的很有魅力。最为重要的，是他对于自然选择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对物种起源和进化所具有的深远影响的洞察。自然选择的重要性已被后来的学者反复论述，以至于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再作赘述。
但是，达尔文对这个主题的处理远比他对生物进化的讨论更为小心翼翼，饶费心力。这直接表现为，他在犹豫了近30年后才在《物种起源》这本书里把它——人类的起源和演变——表达出来。更进一步说，正是透过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特有的观察角度观察得来的人类多样性，使他拥有一种去解释他所观察到的不同人种模式的热切心理。为什么这世界上的人彼此间会如此不同？
1831年12月27日，小猎犬号正式从普利茅斯附近的德文波特港启航，沿途造访了佛得角群岛、巴西、阿根廷、火地岛、智利、厄瓜多尔、加拉帕戈斯群岛、塔希提岛、新西兰、澳大利亚、毛里求斯和巴西
（二度造访）
，并于1836年10月2号正式返航。穿梭在跨度如此之大的环状路线上，达尔文有机会亲自接触种类众多的人类群体。
在先天与后天争论中，达尔文站到了后天这边。即便是自然状态下让人望而生畏的火地岛人，也和小猎犬号上的船员一样，都是同一物种的组成部分。在他旅行日记的结束章节里，达尔文给当时在美洲盛行的野蛮的奴隶贸易以一记漂亮的勾拳，他为此所做的声明是有史以来有关人类权利的最为辛辣的表达之一：“人们总是试图为奴隶制开脱，例如把奴隶的生活状态与我们更为穷苦的农民做对比。如果这些穷苦人的悲惨境遇是被什么东西造就的话，一定不是因为自然的法则，而是因为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罪行更大……”
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人类同属一个物种的话，我们该怎么解释在人们肤色、外形和文化上呈现出来的令人目眩的差异呢？这些物种究竟源自何方，我们的祖先们是如何长途跋涉到诸如好望角、西伯利亚、火地岛这些遥远的角落的？对于这些问题，人们只能等到150年之后，通过对骨骼、血液和DNA的研究迂回找到答案。
我们如何定义“物种”呢？
我们如何定义“物种”呢？20世纪中叶以来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是，对于那些分布广泛的物种来说，它们是可杂交或具有潜在杂交能力的生物群。换句话说，如果在一起有可能繁殖出下一代，那就肯定是同一种属。对于达尔文而言，他的写作完成于这个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定义被广为接受之前，这种人类的共性并不是那么无可置疑的。在小猎犬号旅行接近尾声的时候，达尔文的废奴主张是发自内心的。
动植物分类最早是在18世纪早期，由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正式规范下来的。林奈大胆开始了为这星球上的所有生物进行分类的尝试，这是一桩令人望而却步的苦差，但是他却试图把它做得更完善。在所有的创新中，他给我们留下的植物体系的双名命名系统影响最为深远，为生物学家们沿用至今。拉丁文的种属的观念在学校里人尽皆知，就如智人
（Homosapiens）
这个概念一样。
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
林奈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是同一种属的组成，但是他也会用一些额外的子分类标准来指称他所观察到的人种或人种亚种。这些分类包括非洲人
（afer）
、美洲人
（americanus）
、东亚人
（asiaticus）
和欧洲人
（europaeus）
，还有一类被不当定义的、公然的种族主义类别，他称之为怪物种
（monstrosus）
，包括达尔文描述的火地岛人和其他族群。对于林奈来说，这些人种之间的差异是如此之大，足以赋予这个附加分类以正当性。
达尔文，这位绝无仅有的客观的科学家，注意到人们在划分种族的时候过多地强调外在的特征。在他生命尽头完成的《人类的由来》
（The Descent of Man）
这本书里，他写道：“考虑到在不同种族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差异性，我们也必须对经由长时间自我观察习惯形成的善意的歧视做些许让步。”这是个相当重要的洞见，它有助于我们解释后续更多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种种争论。
19世纪美国赞同奴隶制的团体明显接受了林奈观点的极端部分。这种观点认为人类不同种族间事实上是各自孤立的，具有内在固有的不平等性。这使得人们比较容易视美国正在进行的野蛮压迫行径为正当行为。这种认为人类的不同种族孤立存在并各自发展的理论被称为多源论，多源这个词来自希腊语，意指“很多源头”。
虽然绝大多数的生物学家并不认可这种观点，但是这种观点还是通过一些人类学作品保存至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去解释人类外在多样性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相应地，我们也能够在化石里找到特定模式的记载。近来这种观点最广为人知的拥趸，非美国人类学家卡尔顿·库恩
（Carleton Coon）
莫属。库恩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两本颇有影响的著作，《种族的起源》
（The Origin of Races）
和《人类现存的种族》
（The Living Races of Man）
。在这两本书里，库恩提出世界上存在着五种清晰的人类亚种：澳大利亚人种、开普人种、高加索人种、刚果人种和蒙古人种。他们从古代的原始人状态各自独立进化成为当前的不同形态。更为旗帜鲜明的是，库恩坚定地认为这些不同的人类亚种处在进化的不同阶段，比如非洲刚果人种就明显处在进化的早期阶段，而且似乎至今还在进化的死胡同里徘徊不前。他宣称欧洲人拥有的世界支配地位是他们在进化过程中体现出的基因优越性的功劳，他甚至还给那些因为担心种族杂交而半夜辗转反侧的人以某种安慰：
种族杂交会严重扰乱一个群体基因和社会的平衡状态。于是，新植入的基因倾向于消失或者是被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除非它们能够提供一种与原来的基因相比较而言更突出的优势。我之所以做这样的声明，既非出于政治的考虑，也非出于经济的考虑，仅仅只是因为要不是上述这种机制的作用，人们是不可能分成白色、黑色、黄色和棕色的。
这可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声明，因为他可是美国体质人类学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人类学组织）
的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还经常在美国流行电视节目中抛头露面。
有意思的是库恩极力把自己和特定政治动机撇清的努力。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体质人类学刚摆脱了一段黑暗的历史，在那时它主动拥抱了政治。正如这种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阿莱斯·海德路加
（Ale.Hrdli.ka）
在1917年《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创刊号里强调的那样，体质人类学既要研究人类也要服务人类的福祉——它并非简单的“纯”科学。在推进优生学项目，或是拟定移民政策时这门学科的工具属性，海德路加也尝试给一些基金赞助机构施加影响，让他们明白体质人类学并不只是一门晦涩难懂的学科，它自有其应用价值。很显然，有一些人听得太过用心了，马上就根据一些既谙于实用主义之道，又有政治野心的人类学家的建议行事。
以上内容节选自《人类的旅程：基因的奥德赛之旅》，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丨[美]斯宾塞·韦尔斯
摘编丨何安安
编辑丨杨司奇
校对丨薛京宁
全球史集大成之作，每个人一生都有必要看看这本书
你是否想过人类的历史变迁背后的根源？为什么不同地区会各自发展出灿烂文明？而这些文化又是如何交汇、构成了一个整体？人类的未来又将走向何方？
许多人都对人类历史抱有浓厚的兴趣，但又苦于无力阅读艰深难懂的历史著作。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麦克尼尔父子通力合作，“将整个人类的历史浓缩在200页之内”，《麦克尼尔全球史》以最为简洁、明晰的方式，呈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麦克尼尔父子是何许人也？威廉.H.麦克尼尔先生是享誉全球的20世纪史学大师、全球史研究开山宗师、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
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威廉·麦克尼尔颁授国家人文勋章
从《西方的兴起》到《世界史》，从《瘟疫与人》到《权力竞逐》，在长达70年的学术生涯中，麦克尼尔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他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迄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
而《麦克尼尔全球史》更是其晚年的扛鼎之作，与其子小麦克尼尔（J. R. McNeill）合著。他们所书写的全球文明的互动，让之前隔离、孤立的世界史，变成动态、交互的世界史，绘制了一幅人类文明的交互网络图。
这不仅反映了麦克尼尔的世界史观，还形成了其独特之处：所有人类社会都是在不同程度上相互联结的；各个文明之间的交往互动是促进文明演化、历史变革的主要动力。
这本书用一个词来涵括人类文明由远古演化至今的脉络及其特征——那就是“网络”，在漫长的历史中，文明的关键在于人们彼此之间结成的各种交往网络。从远古祖先松散、零碎的交往网络，到早期农业社会的地方性网络，到电子时代的全球网络，交往网络的演变发展，也正是人类文明成熟发展的过程。
因为观点独到，解读历史的角度颇为有趣，这本书在热爱历史、阅读的读者群里广受好评：
“麦克尼尔教授的著作每一本都是经典。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历史。”
“这本书成为了最好的全球史书。”
“完美到足以彻底改变我的世界观的一本书，过于震撼，特别是搭配到自己组的歌单。”
“非常棒的世界史！！必读经典，观点新，真正的全球史。”
不仅如此，《麦克尼尔全球史》从“网络”这一独特视角出发，俯瞰世界历史，有利于启发我们思考人类在整个地球生命中的位置及其未来的走向。
人类是如何创造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的？那些曾对世界不同部分加以塑造的各种网络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们又是如何连接成为一个世界性网络的？它们究竟如何改变了人类在地球上的地位与影响……
01 何为“网络”？
“网络”对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要？
一个网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的关系。这些关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如说，邂逅之交、亲属、朋友、群体敬拜、对手、敌人、经济交往、生态交流、政治合作，甚至还有军事竞争，等等。
通过上述这些联系，人们彼此交换信息，并且使用这些信息来指导他们下一步的行动。他们也彼此交换或传输各种有益的技术、物品、农作物、观念等等。更进一步，人们还可能在无意间交换着各种疾病、无用的废物，以及那些看似无用但是却关系到他们生存（或死亡）的种种事物。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以及人类对此所做出的各种反应。
现代城市的发展也离不开“网络”，图片来自摄图网。
历史的驱动力，就是人们改善自身处境、实现个人欲求的愿望。然而，人们可以希望得到什么，无论物质的或精神的，以及他们如何去追求这些希望，皆有赖于他们所能加以运用的各种信息、观念和范例。因此，各种网络所起的作用，就是日复一日地输送、协调人们的愿望和行动——现在依然如此。
但由于当时人类的数量过于稀少，地球还十分广袤，故而，及至距今12000年左右时，这一网络还一直保留着松散的特性。
随着大约12000年前农业发明的出现，人类的数量开始增长，人口变得愈发稠密，各种新型的较为紧密的网络开始从那种松散的原始的网络中兴起。
各种农业文明分布状况示意图
渐渐地，大约在6000年以前，这些地方性和地域性网络中某些网络变得愈发紧密，这应归因于各地城市的发展，这些城市对于各种信息、物品和各类传染病来说，具有汇集地和储藏库的功用。它们演变为各种都市网络（metropolitan webs），这类网络是以各个城市同其农业或牧业的腹地的联系以及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为根基的。都市网络并没有将所有的人类都涵盖进来。时至今日，仍有些民族尚保留着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文化上的独特性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在对历史进行简略考察之前，有几个同这些网络相关的问题需要我们予以关注，并做一番深入的观察，即：它们所具有的合作与竞争的特性、它们的扩展趋势和它们在人类历史中重要意义的增长以及它们对地球历史的影响。
1.所有的网络都包含着合作与竞争两个方面的内容。社会权力的最广泛的基础就是交往，因为它可以维系人们之间的合作。交往使得众多的人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还使得人们将自身最擅长的技能专业化。
但是，与网络这种合作功用相矛盾，网络也同时构成了一种并行过程，即充满敌意的竞争。竞争对抗也分享着信息，这种分享主要是以威胁方式来获得的。当确认威胁真正来临时，人们势必会做出一定的反应。而各种有效反应通常与某些紧密合作形式相关。
例如，一旦某个王国对另一个王国构成了威胁，那么这个受到威胁的国王必然要寻求将自己的臣民们组织起来，以捍卫自己国家的统治。他还可能从其他国家中寻找盟友。结果，在一定层面上的竞争，却在另一个层面上促成了合作。
竞争也间接地促成合作，图片来自摄图网。
2. 在漫漫的岁月中，人类的那些群体——如家庭、氏族、部落、酋邦（chiefdoms）、国家、军队、王朝、银行家族、跨国公司等等——皆在它们各自所处的层面上，进行非常有效的交往与合作，从而确保自己的竞争地位和生存机遇得以改善。
所以，人类历史的普遍趋势是在现实中各种各样竞争的驱动下——无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朝着越来越大的社会合作方向发展。随着时间发展，当其自身内部的凝聚力、交往和遵循共同准则的能力处于衰弱和濒临破裂的时刻，各种类型的合作组织皆倾向于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规模。
此外，交往、运输技术的不断改进与完善，也是致使都市网络趋向于外部扩展的一个缘由。例如，书写文字、印刷和互联网等等都是信息传递技术的重要进步。它们之中每一次进步与改良都极大地降低了信息的成本，使创建和维持一种更大的合作与竞争的网络体系变得更加容易。
3. 由于上述缘故，各种网络将合作与竞争都包容在了自己的体系之中，并且随着时光推移，它们的规模也趋向于扩展。同样，也是由于上述各种缘故，各种网络皆对历史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大约从6000年前开始，随着各种都市网络编织得越来越紧密，它们所传输的信息和物品的数量越来越多，速度也越来越快，从而在历史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和影响。
在距今12000年到5000年期间，全世界至少有7个社会发明了农业，这些发明大多数都是独立完成的：可见相同的压力导致了并行的相同的结果。但是，蒸汽机却不是被发明7次之后，才传遍世界各地的：它只是在18世纪被发明了一次，而且这一次就足够了。
英国苏格兰古老的蒸汽机，图片来自摄图网。
4. 人类交往、合作与竞争所生发出来的力量，在塑造人类历史的同时也在塑造着地球的历史。人类各种活动的共同作用使得自然生态的各种关系被打破，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空间大为扩展，人口数量大为增多。
结果，使世界性网络的基础结构得以建成，并且以船舶、公路、铁路和互联网等方式，使这个网络的建设与维持变得更加容易。网络的建设过程和人类所支配空间的扩展过程彼此相互支撑。假设没有那种巨大的交往，没有那些食物、能源、技术、货币等流通和交换所构成的现代世界性网络，我们人类便不可能达到60亿之巨的数量。
我们已经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地球时代——人类纪（the Anthropocene）——在这一时代里，人类的行为已经成为影响生物演化和地球这个行星的生物—地理—化学流动以及地理演进过程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02
人类文化是如何演进的？
为什么说在人类的历史中复杂不能和简单共存？
人类文化演进所呈现出的图景，虽然带有某些波动，但大体上宇宙与生命演化历程是相同的。
在大约120亿年前的大爆炸之后不久，宇宙很快就开始形成诸如各种星系、恒星和行星等具有一定秩序、结构和复杂性的岛屿结构。这些结构由太空中的能量创造出来，并且凭借更多的能量来维持各自的秩序、结构和复杂性。
各种生命有机体，也都大致遵循着相同的规律。它们的躯体都是需要能量来建构和维持的复杂结构的岛屿。它们摄入有序度高的能量，并在利用过程中将其转化为有序度低的、可用程度低的形式。这类有机生命体的结构越复杂，它们所需要的能量就越多。生命的历程就是复杂性逐步演进的历程；也是各种生命为争取便于获取营养、获得生存和获得各种繁殖自身机遇的有利位置而展开的竞争历程，为此，它们各自都从周边环境中摄取更多的能量并更加有效地消耗。
而对于人类的演进，在漫漫的岁月里，伴随着越来越大的能量需求，人类社会演化出了更为复杂的结构。狩猎—采集社会，无论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还是现今存在的，结构都比较简单。农耕村社的结构则要复杂一些，它拥有较多的人口、较大的等级差别和社会分化。这些农耕村社以及它们所维系的那些地区性交往网络，需要更多的能量才能得以创建和维持：部分能量被用于建造房屋、生产各种劳动与生活工具，部分用于驯养各类牲畜和维系同周围的村社往来关系的旅行当中。
植物的培育和动物的驯育状况
早期文明的结构就更为复杂，所具有摄取能量的能力也更大。早期文明是建立在专业化、劳动分工、交换和强制等基础之上的，而为其提供支撑的各种都市化网络体系要求巨大数量的能量，以便基础设施的建构和人口与牲畜的移动。
当今的全球化网络体系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向食品的生产、运输和储存以及商品与人员移动等领域投入巨大的能量，此外还有一点尤其重要，即电能可使庞大的数据信息流处于流动和储存之中。
所以，同宇宙的、生命的历史一样，人类历史也显示出了向复杂结构演进的过程，这些结构是通过能量创造出来并加以维系的，能量的大小则同我们所考察的那些结构的复杂程度相协调。但是人类的历史又不仅仅这么简单。
在宇宙和生命的演进过程中，虽然越来越复杂的结构与生命随着时间出现，可那些简单的结构并不必然消亡。
而在人类历史中，各种复杂的社会不能轻易地与那些简单的社会相互共存：它们倾向于将简单社会中的残留元素（即个人）统统加以摧毁或吸收。复杂性似乎给予了社会以更强的竞争优势。每当简单的社会同复杂的社会发生接触时，它或者被置于复杂社会的统治之下，或者自身变得更加复杂。
在人类历史过程中，选择复杂性的压力远远要比在生物或宇宙演进过程中大，因为那些复杂的社会几乎没有给简单的社会留下什么生存空间。可在生物界中，却不一样，比如长颈鹿并不必然地就要降低各种细菌生存的机会。
03 人类何去何从？
从人类之网看人类的过去和未来
要解释人类历史演进和生物界的不同，在于人类大脑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及其所创建的各种社会网络之中。我们的祖先同我们一样为了生存和繁衍而生活在各种群体之中，他们必须了解合作与竞争。那种与人交流和合作的能力，才是导致人类得以成功生存和繁衍的力量。
此外，文化的演进是拉马克式的，这就是说，人类获得的各种特征与技能是能够进行代际传承的。信息——即如何讲述某种语言或者如何使人们相信自己——是从大脑传递给另一个大脑的，是从一代人传递给另一代人的，并不像基因变异和自然选择那样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文化演进的加速度使得某些人类群体有可能超越别的群体，并且摧毁这些群体的结构，夺取霸占他们的资源。而这种情形在生物进化中却不是经常出现的，因为生物界的演进极其缓慢：即使是最为复杂的生命，其演化的速度亦非常缓慢，以至于其他的生命通常有时间通过调整自身来适应它们。
拉马克青铜雕像在加德兰花公园，图片来自摄图网。
有了惊人的交往能力和各种社会技巧，我们的祖先开始向复杂的社会结构演进，发展出规模越来越大的各种互动网络体系，以应对各种交换带来的好处和对军事下属进行惩罚。同宇宙的演进、生物的演进过程一样，人类社会的这一演进过程，是以阵发性的形式进行的（用生物演化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呈“动态的平衡”）。因为在这些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地方性和暂时性的逆流。
例如，在900年前后的某一个时期，南方的玛雅社会就在毁弃城市和文明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复杂程度较低、没有金字塔神殿或书写文字的简单生活方式，其贸易交换的水平较低，同时（可能）与他人进行战争的能力也较低——这种偏离复杂性的运动只是一种地方性的暂时现象，它同某颗恒星的灭绝或恐龙的灭绝极为相似。但是像玛雅社会这类崩溃灭绝的插曲，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是极为罕见的；普遍趋势则是朝着更为复杂的方向和更为庞大、更加稠密的互动发展演进，而造成这种发展演进的代价就是诸多简单的社会一批又一批地走向灭亡。
稍微有所不同的是，人类历史是一个由简单同质性向多样性，而后又朝着复杂同质性演进的过程。在远古时代的东非地区，我们的祖先们生活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之中，形成了一个个小的群体，仅操着为数不多的几种语言，所遵循的生存策略也非常简单。实际上，随着各个人类群体逐渐散布到世界各地，更为广泛的文化多样性形成了——更多的语言、不同的工具等等。
后来，人类发展出更为复杂的社会，这主要反映在各种不同的政治组织形式之上，如部落、酋长国、城市国家和帝国等等。这种趋势的演进方向是文化差异更大、成分更加混杂，恰似邻近的互不统一的社会海洋中的几座孤岛。
然而，这种趋势并不总是处于持续的状态之中。在某一时刻，这种趋势发生了倒转（本人估计这一时期位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1年之间）。互动的各种网络使文化的多样性开始降低，亦即语言和宗教信仰的种类越来越少，政权组织数量越来越少，政治组织形式也越来越少。
1450-1500年间世界诸网络体系
随着诸网络的扩展和融合，复杂性成为一种原则，即新的统一性。最优化的实践经验向四方传播；各个社会都确定了一套相对狭窄的特征、信仰和制度，它们皆与范围广泛的互动网络之中的生活相适应。那些对此予以抵制的社会则被淘汰。多样性的程度大为降低。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成且始终没有停止的迹象。但是无论如何，这是最近两三千年间十分强劲的潮流趋势，大概它还要继续向前行进很远，直到抵达自己的最终界限，也许会发生逆转。
当下，人类社会是一个由合作与竞争所构成的巨大网络，由众多巨大信息流和能量流所维系着。然而这些信息、能量流以及这个网络究竟还能持续多久则是一个值得人们加以深入探讨研究的开放性课题。总的说来，其容积界限是极其巨大的，信息量是无限的。在其最后崩溃之前，太阳预期可以在几十亿年里为我们提供充足的能量。
这些信息和能源问题的最后妥善解决，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与此同时，其他类型的各种危险还将会出现。最为致命的是，人类所具有的智慧和才能已使我们拥有了通过暴力进行自我毁灭的能力。这些毁灭性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限制暴力方面，我们的能力尚存在严重的缺陷。同时思考着的互相联系的60亿个大脑（这个数量还在不断增长）所生成的力量是极其令人敬畏的，然而这种力量既可以用于毁灭，也可以用于有益人类的目的。
人类的整个历史过程清楚地表明，致使复杂社会产生和维持各种社会不平等的发展趋势，与廉价的信息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这种不平等更多的认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令人兴奋发狂的混合物。
此外，又出现了一些比已有各种杀伤性武器威力更大的武器，故而使发生各种暴力性灾难的可能性令人悲哀地不断增大。这就使得减少不平等的努力成为一种明智之举，成为一种同近几个世纪以来的长期趋势完全相反的奋斗目标，或许还能对各种自由的观念起到呵护的作用。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现有的网络体系继续存在，我们就将比以往更加自信地担当起决定我们自己命运裁决者的使命。近些年来，我们所拥有的各种交往与合作的技术，使我们参与到修订地球生命广度的事务之中，我们可以决定哪些生命种类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哪些不能。
现在，我们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已经大大超过了地球环境对我们自身的影响，而且很快我们或许可以对各种基因产生重大的影响作用，其深刻程度与幅度将大大超越各种基因对我们人类的影响作用。正如文化演进一样，我们将把生物演进过程控制在我们人类自己手中。而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这一过程将置于哪些人的控制之下。
DNA分子数字图像，图片来自摄图网。
你怎么看待麦克尼尔父子用“网络”解读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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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麦克尼尔关于人类历史的终极思考
麦克尼尔全球史：
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
作者：约翰·R. 麦克尼尔，威廉.H. 麦克尼尔
从“网络”这一独特视角出发，俯瞰世界历史，启发读者思考人类在整个地球生命中的位置及其未来的走向。
-End-
编辑：王钰莹、黄泓
观点资料来源：《麦克尼尔全球史：
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
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
scb01@pup.cn
比《山海经》更精彩，这本书不止是猎奇
乡土研究新锐杨华新作，从竞争的视角读懂中国农村和农民未来
古人的想象有多奇幻？这本书让你大开眼界
这才是大气的历史，历史本应这样讲述
苦等50年才通达！每日仅限200人预约！这片仙境之地重归人间
神奇的北纬30°
好像天生就是“不凡”的诞生之地
而在我国西南大地上
就藏着这样一片独一无二的原生秘境
充满了未经雕琢的美
奇险无比的山岭峡谷
翡翠色的河流、深不可测的森林
千百年来，天堑让这里与世隔绝
“神秘”二字
成了这里永恒的标签和代名词
直到一条最美滇藏公路的打通
和历经千万险阻修了50年的乡路的建成
终于与外界相连
这里的神秘面纱才被慢慢揭开！
独龙江！我们终于见面了！
设计@游侠客
由于独龙江常年不开放
即便开放，现在每日也仅有200个名额进入
能否进入一窥其真容，全凭运气
让这里也成为了
“西南最后的秘境”
数千万年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猛烈碰撞
致使喜马拉雅隆升、横断山脉形成
形成中国最复杂、最多彩的地质奇观
三江并流
深藏于高黎贡山谷的独龙江
连同三江并流区域的无数条河流
流经高原、山地、从青藏高原，最终汇入印度洋
与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驾齐驱
被称为“第四江”
疫情3年，这里只开放了不到2个月
而近日，一则“独龙江开放”的新闻刷爆朋友圈
让这片原本小众且低调的人间净土
又一次活跃在世人面前！
图片@独龙江旅游区
现在去机票也超便宜
杭州出发，单程机票低至450元
想要去一睹真容的小伙伴们
可得抓紧机会了
不然不知道哪天又关闭了！
独龙江！独龙族！
从前的独龙江，常年大雪封山
里面的人常常半年才能出来一次
而如今，一条独龙江隧道连接了里外的世界
去过的人都说
“我终于到过天堂”
摄影@张力
千百万年间
独龙江在担当力卡山和高黎贡山之间穿行
从一梯河滩跌落下一梯河滩之后向南
与缅甸相连的下游
是茫茫的热带雨林和气势磅礴的月亮瀑布
摄影@阿馨
峡谷纵深、江水清澈
植被茂密、古树参天
这里是专家认定的“野生植物天然博物馆”
贡山三件衫、秃杉静谧生长
戴帽叶猴、赤斑羚和熊猴在这里安然长居
走进古老的独龙族
纹面是独龙族妇女的古老习俗，十分罕见
妇女脸上的花纹像展开了翅膀的蝴蝶
又像是秀美的山川、盛开的鲜花
目前独龙江仅有10多位纹面女在世
且年龄都已偏大，如能相见，便是幸运
摄影@阿馨
独龙江之行，来过普卡旺
才算画上圆满句号
你在这里的所观、所感、所触
均是没有经过加工的，不沾染世俗气息
你还可以与独龙族同吃、同住、同生产
感受岁月变迁下的独龙族历史
体验人与自然和谐
直观地感受最原始、最真实、最生态的
独龙族文化
天境怒江！最美正当时！
在寻访独龙江的路上
还有一众自然人文景观值得我们探访
自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入云南省折向南流
其最为出名的怒江大峡谷
在云南怒江州连接着
傈僳族、独龙族、怒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
由于人迹罕至
这里至今仍保留着古朴民俗
设计@游侠客
秋冬，是怒江地区最美时分
秋季有一片热烈的火红，冬季则有江天一色的银白
现在去，刚好！
01.
人神共居的丙中洛
丙中洛为怒江州最北端的一个小镇
坐落在田地之间
在云雾中时隐时现
天气晴好时背后的嘎哇嘎普则会露出真面目
一切都显得与世无争
似乎从未被打扰
位于丙中洛的雾里村
也被誉为“东方瑞士诗意田园”
是怒江为数不多保存良好的传统村落
需沿着挂在江边的茶马古道
徒步才能进入
摄影@阿馨
山中的小块平地
被人们改造成了青绿色的田地
田地之中架起木楞房子
和房子旁边的果树、杉树
共同组成了诗意的画面
给人来到瑞士的错觉
摄影@阿馨
02.
浑然天成的怒江第一湾
冬季的怒江碧波荡漾、温润含蓄
特别是贡山县丙中洛乡附近的一江绿水
美得让人陶醉
可能你没听说过这里
但你一定在某处见过这里的“网红照”
弯弯江水环绕马蹄形半岛
便是怒江第一湾！
未过分开垦的怒江本来就游人罕至
但我们还要带你去一处独家的观景台
俯瞰怒江峡谷最精粹的景致
在贡当神山，俯瞰怒江第一湾
丙中洛的美景尽收眼底
带着虔诚的心，走过普化寺
在高黎贡山最高点噶哇嘎普雪山
心中默念“好美啊，我来了”
03.
人人向往的老姆登
拐出最美滇藏公路上行十公里左右
在海拔1800米的碧罗雪山半山腰处
老姆登就到了！
老姆登在怒族语中，意思是“向往的地方”
它不争不抢，静候世人赞颂
摄影@驴子
清晨七点
老姆登教堂钟声清脆
伴随着峡谷的微风，传遍整个村子
余音悠远，在峡谷之中久久弥漫
午后，从怒江两岸崎岖的山路上
成群结队的怒族人
朝着老姆登的方向移动
摄影@小野
等到夜幕降临，在漆黑的天幕中
这里似乎就成了另外一个浩渺世界
高山峡谷中，歌颂着赞美诗
即便是再跌宕起伏的心绪，亦能被这纯净之声抚平
星星在空中眨眼，而我们谈笑风声
摄影@高原凌鹰
04.
旧时光里的知子罗
知子罗是怒江州曾经的州府
因地质灾害预测
集体搬迁后，被废弃的一座县城
在这里，好像时光永远停留在
上世纪70年代
偶尔还能见到一些不愿离去的居民
小城坐落在碧罗雪山西麓
海拔2023米处的山梁之上
从远处望去，云雾缭绕、梦幻又浪漫
作为怒江大峡谷中的世外桃源
与汹涌澎湃的怒江相比
知子罗显得清丽出尘，安宁于世外
沿着道路望去，信用社、供销社…
这些早已消失的80年代建筑
陈列在道路两旁
斑驳可见的旧时口号，杂草丛生的大楼裂缝
似乎都在诉说着昔日的繁华
05.
一日过四季的德贡公路
从知子罗往东，翻过碧罗雪山
花一天的时间就可以抵达澜沧江边
这是一条进出怒江的古道
也是古代怒族、傈僳族西迁
进入怒江流域的迁徙之路中重要的一条通道
它不输独库，一日过四季
也与丙察察一样刺激
左手天堂，右手地狱
所以在它还没开通之前就已经被官方认定为
“滇西北最美自驾线”
不足百公里，却一路穿越三江
风光历经四季美景
一路汇集了峡谷雪山、冰川丛林
高原湿地、淡水湖泊、珍贵动植物等奇观异景
这样一条全新的景观大道
鲜有人知，且地图上也难找到
步步皆美，段段绝色
它就是德钦与贡山之间的唯一公路—德贡公路
06.
舌尖上的诺邓古村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诺邓
是滇西地区年代最久远的村落
但这里没有过度开发
因此不曾游人如织
这里村落鳞次栉比，繁花掩映、古树参天
暖阳下，老人们享受着午后闲暇
惬意的慢时光
让过往的游人都不忍去打扰
诺邓因盐繁荣，因盐衰败
盐业的发展催生出了火腿的制作
特别的盐以及气候条件
造就了诺邓火腿的特别滋味
因此还上了《舌尖上的中国》，闻名全国
其工艺与味道延续了千年
即便你不是吃货
一碗云腿美味
也能瞬间打开你的味觉新世界
摄影@鱼虾排骨肉
07.
金庸笔下的无量山仙境
其实世人认识无量山
大多缘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
当北国迎来白雪飘飘的寒冬
无量山却正在酝酿着一片
浪漫至极的花海
摄影@括号
每年11月底12月初
无量山的冬樱花，就开始绽放
花开时节，绿色的茶园之上
树树粉色显得格外妖艳
日落或日出时分，樱花更显妩媚
摄影@阿馨
在大理无量山深处的樱花谷里
有着2000亩的开阔与蜿蜒
勾勒出了一幅浪漫梦幻的油画
传奇体验！古老而神秘！
我们始终相信，旅行不仅是看美景的过程
更是一场是体验和感悟
所以！！！！这一次，我们将带你
感受不同民族的古老和神秘！
01.
剽牛祭天
独龙族信奉原始宗教，相信万物有灵
如果我们真的足够幸运
也许能看到他们经过演变和融合的祭祀活动
比如说剽牛
图片@独龙江旅游公众号
人们以牛为中线，围成圆圈
敲铓锣、挥刀弄茅、舞蹈跳跃
祈求人畜平安，风调雨顺
到了晚上，人们燃起篝火，分食牛肉
喝酒聊天，通宵达旦！
图片@独龙江旅游公众号
02.
怒江澡堂会
“澡堂会”作为傈僳族一个
独具传统特色的盛会，已有400多年历史
盛装的人们脚步翩翩、舞动裙裾
弹起琵琶、吹起口弦
聚在一起谈天说地，对歌跳舞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相聚在热气腾腾的池子里
洗去辛劳，迎接吉祥
澡堂会，也被当地人誉为“沐浴天堂”
03.
怒族手抓饭
来到怒江，一定要到老姆登
而来老姆登
一定要吃这里的怒族手抓饭！
丰富的食材、斑斓的色彩
多重的味道、粗犷豪放的吃法
让人同时享受视觉与味觉的双重美食盛宴
吃得痛快，过瘾快哉！
04.
怒江飞溜索
溜索飞渡赤水河有惊无险
又可以让人体验“空中飞人”的刺激
你心动了嘛？
摄影@阿馨
怒族人民发明和使用溜索
据说最早是看见蜘蛛在树间织网、来回爬行
而受到启示
怒江大峡谷壁陡崖悬、壑深万丈
谷中水流湍急，没有桥怎么过岸呢？
先民想了个办法，那就是两山间挂一根溜索
当做“怒江天桥”
现在的溜索，也已不仅仅是交通工具
游人也爱溜索飞渡怒江
在有惊无险的快乐中感受刺激和满足！
摄影@小鱼儿
文案@天天 编辑@司南
#头条创作挑战赛#
杭州夫妻财务自由后，在野地搭帐篷生活，看到最美的清晨
饭团和华华是一对杭州情侣，
他们各自创业，
在35岁前就实现了房车自由。
但也付出了代价，
家几乎就像是宾馆，
只是回来睡个觉而已。
三年前，他们第一次尝试露营，
在野地里自己搭帐篷、煮饭、插花，
还看到了最美的清晨，
一下子被治愈了，
不仅工作压力消失，
两人的感情也持续升温。
现在，他们只要一有空，
就带上三只大狗去露营，
一年全部休假的时间都在野地里度过，
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也被他们带动，纷纷入坑。
华华说：“疫情让人们思考生活的本质。
脱离城市环境，
在赤裸原始的野外，
能让你真正放下。”
张大鹏，国内舒适露营的第一批玩家，
也是带饭团和华华入坑的好友。
他说：“现在流行的是搬家式露营，
2018年正式在国内萌芽，
疫情后达到了爆发式增长。”
2020年，俨然成了中国人的露营元年。
撰文 Tango 责编 邓凯蕾
疫情后的第一个春天，饭团和华华在朋友圈不断刷到露营的照片。复古帐篷、精致座椅、讲究仪式感的野餐……今年，露营真的火了。
饭团有3年的露营经验，如今俨然成了前辈，开始给新人科普。“露营可以又舒服又有颜值，在野外也不用做苦行僧。”
在搭帐篷、煮饭、插花的过程中，将平时在城市里的压力释放得干干净净，这是露营潮迅速吸粉的原因。
在野外的“快闪家”，我们被治愈了
研究生毕业后，华华放弃了体制内的教师工作，果断投入了电商摄影领域。男友饭团在她的影响下，也开了自己的摄影公司。
两人既是同行，也是快要结婚的情侣，但工作完全独立，各自都做得不错。
不到35岁，他们就买了花园洋房和大平层公寓，开着有科技感的车，还养了3只心爱的大狗，是同龄人眼中羡慕的对象。
但一切都是以时间作为交换的，家里很大，但常常空荡荡的。两个人只是回来睡个觉而已，家里像个宾馆，朋友开玩笑说，这里就是一个能睡觉的“摄影基地”。
露营的出现，为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体验。以最快的速度在野外搭出一个舒适的家，住上2、3天。在这个“快闪家”，自由自在，刺激好玩，还能办派对。
华华说：“我们第一次露营是夏天，蚊子很多，外面又潮湿，当晚心想以后再也不会来了。
但是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跨出帐篷，看到湖面有漂亮的水气，3只狗狗开心地跑向湖面，阳光从树林里穿过来，一切都太美了。那一刹那，就对露营疯狂地种草了。”
认真开始研究露营这件事后，华华发现现在的装备完全可以确保睡得舒服安心，有些营区也会提供简单的卫浴间。
“早晨迎着阳光拉开帐篷，附近的帐篷也逐渐苏醒，大家出来简单洗漱后，开始做早餐、煮咖啡……这一瞬间感觉一切都是值得的，真的太治愈了！”
每次露营，华华的三只狗狗也迎来了最快乐的时光。八喜和牛奶是分别从朋友、快递公司收养过来的，维尼是它们的孩子。
这一家三口成了露营地的明星，在野外有宠物的陪伴，会令人更有安全感。
水源、防火、环保——
从露营新手到给新人科普
这一次的露营，饭团和华华选择了安吉天子湖边，距离杭州1.5小时车程，有森林、旷野、湖泊、湿地等丰富的原生态风光。
常有朋友询问饭团关于露营的ABC，饭团也很乐于跟大家分享：“一般选择2小时内的露营地比较好，因为到达营地后的搭建工作很多，疲劳驾驶会导致体力不支。”
露营最大的好处之一是锻炼身体，饭团以前办了健身卡也没去几次，现在每次出来，光搭一个帐篷就要1个多小时，加上搬运、砍柴等工作，相当于一次综合大健身。
看着自己从无到有造出来的营地，比在健身房撸铁更有成就感。
安吉的营地有管理者，在每片营区都安装了水龙头、洗手间，特别适合露营新手。
水源虽然重要，但最好避免直接在河边扎营，饭团就曾经遭遇涨潮，被搞得非常狼狈。低洼处也要尽量避开，因为一旦下雨容易聚水。
除了担心水，还要考虑火的风险。“到了晚上我们都会生火煮饭，不能太靠近树木，防止火星喷溅引发火灾；但周边又要有遮挡物，否则火苗也会被吹得四处乱窜。”
离开时火源要及时熄灭
睡觉的帐篷最好离草丛有4、5米的距离，避开蛇或爬虫。
“如果不是对户外生存非常有经验，最好别去非常偏僻和原始、且无人管理的地方，大自然还是潜藏着很多危险。”
搭建营地会产生很多垃圾，需要准备多一些垃圾袋，做好干湿分离。
华华和饭团曾经去过一个小有名气的露营地，却发现遍地都是残留物品。两个人捡完垃圾后，又发了微博呼吁。
在营地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后来去的露营者看到微博后，随身带着钳子之类的工具，也参与到清理工作中。“污染大自然，就好像在掐死露营这个活动。每次离开，我们都努力让营地恢复原样。”
饭团通常还会提醒男生朋友，在收帐篷的时候不要忘了拔出地钉，这对土地是一种伤害，也可能扎破汽车轮胎。
露营不是有钱人的游戏，
闲鱼党也可以轻松入门
随着露营的流行，各式各样昂贵的装备也为人熟知，网上开始有人调侃：露营是有钱人的游戏。体验露营3年之后，饭团却有不同的看法。
“露营的装备从几十到上万都有，的确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贵的并一定用得上，比如你在温暖的季节露营，或是不那么怕冷，就没必要买很贵的高温标鹅绒睡袋，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露营需求来买。”
对初入门的人来说，装备采购可以从实际需求角度出发，分为这4大块去准备：行、住、坐、食。
“行”首先指的车辆、收纳箱和拖车。露营一次就像小型搬家，从装备加上2-3天的食物需要足够大的后备箱。
坚固轻巧的收纳箱非常好用，既能分装食材和工具，野餐时还能当台面使用。带越野轮的推车也十分流行，既是运输工具，也是营地“大型橱柜”。
“住”的三件套是：帐篷、地垫和睡袋。饭团之前有一顶7000多元的帐篷，用了10次后，在网上转手给其他人，折损2000多元。这种买进卖出的方式让他可以不断体验新的装备。
现在，他新买了一顶1万元的帐篷，各方面的品质细节有所提升。例如材料采用了科技棉，遇到水会慢慢膨胀，溅到火星也不容易燃烧。
“装备的升级可以慢慢来，我看到过最贵的帐篷有20多万，算是一个目标，也许将来可以拔草试试。”
露营最痛苦的点往往是睡不好，潮湿会令人失眠，饭团推荐抬高的行军床，或加厚的充气垫，搭配保温性足够的睡袋就可以安心入眠了。
“对潮湿特别敏感的人，可以再带上一个取暖炉，临睡前在帐篷里打开，能让整夜温暖干燥。”
“坐”和“食”是紧密相连的功能，通常在营地大家都会围坐在一起吃吃喝喝，坐得舒服尤其重要。饭团新买了一顶火帐，内部可以生火，还配有烟囱。
天冷下雨时，大家就可以聚在这顶漂亮的客厅帐篷里，一边取暖，一边烤些点心来吃。
除了复古好看的休闲户外椅，饭团还特别准备了一张可折叠的双人沙发椅，带有海绵垫，还配了皮草。
“两个人并排坐的感觉很亲密，平常有一些积累下来的小摩擦，我们经常是在出来露营时，坐在这张沙发上，一边烤火，一边聊，很快就能把问题解决。”
休闲折叠椅/沙发款式丰富
饭团最早一个人露营时，做饭就是有仪式感的泡方便面。现在，营地厨房也在不断升级，料理台面足够大，可以笃悠悠地准备食材。
有了燃气炉的“豪华灶台”，可以像在家一样满满煎牛排，火堆上的大铁盘可以炖汤和烤肉。
营地中央的篝火上加一个大烤盘，既能让大伙儿取暖，也可以炖上一锅鲜美的牛尾汤。
“露营让我们的感情更好了”
华华把露营照片发在社交平台时，会有人问：这样辛辛苦苦地搭建，就呆2-3天，难道住酒店不香吗？
华华说：“露营和住酒店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更有趣，也更刺激。”
睡在地上、合力生火，凡事都要动脑筋解决，过程中大大小小的意外，也在不断考验大家的应变和合作能力。
有一次在新的营地，到了做饭的时间却买不到木柴，饭团坚持不能乱砍树木，最后征询了管理者的意见，砍了竹子来生火。
对恋爱长跑的情侣来说，露营带来的心理体验还有更深的意义。在野外的深夜，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有相依为命的感觉。
华华说：“我比他大三岁，平时在家都是他依赖我多一点，但是到了这里就反过来，连上厕所也要他陪，半夜醒来会发现他在给我盖被子。”这种情侣之间的相处趣味，让华华觉得很新鲜，也发现了对方身上的另一面。
两个人齐心协力一起解决营地的各种问题
露营时，从体力活到小细节，基本都由饭团决定。华华则也利用自己擅长布置的优势，让露营变得更有情调。
本来的光源已经足够，但华华坚持加一盏价格不菲的马灯，可以燃烧一整夜。
起初饭团觉得很浪费，但当马灯被点亮时，昏黄的火苗取代了原来的白炽灯，一下子让饭团觉得暖暖的，更想要和大家亲近。
平时喜欢的花器、烛台、香氛、餐具囤了很多，但在家却没有时间用。华华把它们带到营地，用心布置餐桌。
清晨起床，一边遛狗一边找些好看的绿植、枯木和野花。“在大自然里插花的感觉很奇妙，就地取材，充分发挥想象力去创作，很解压。”
华华不断提升露营的仪式感，饭团也被带动起来，他添置了营绳，把锅碗瓢盆挂起来，别有风趣。
营绳就可以悬挂厨具，也可以挂灯串，营造浪漫气氛
最近他还特地买了一张钉桌，可以很方便地插在泥地里固定，摆上一个蜡烛，一盘零食，大家会自然而然地站在旁边。高地搭配的桌面，也让整个营地看起来更有层次感。
每年，华华和饭团都把最放松、休闲的时间给了露营。他们想着，未来有了孩子，也可以带着宝宝一起来露营地。
他俩计划着，到了40岁或许可以开一家民宿，旁边再坐一个流浪犬基地，去分享自己喜欢的事物。
张大鹏，10年前开始从事户外工作。也是带饭团和华华入坑的好友。英格，上海户外联盟负责人，旗下有100多家户外俱乐部及机构。
两人在不同的平台，亲身见证了国内露营爱好者从个位数开始，一直到疫情后暴增的过程，他们与一条聊了聊。
Q：一条 Z：张大鹏 Y：英格
Q：Glamping（搬家式休闲露营）在国内大概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Z：最开始出现是2018年，当时国内玩Glamping的人也就十来个，我们在杭州周边找了个地方，体验了一次，照片发在朋友圈就“火”了。很多朋友开始来问，这么好看舒服的露营怎么玩。
如果说2019年露营的发展是呈45°上涨，那么2020年就是90°直线上升。5月份以来，我们的装备销售量都在翻倍式增长，好几个品牌面临严重断货，一个月的销量是过去半年的总和。
Q：今年露营的火爆和疫情有关吗？
Z：露营的火爆和疫情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经过隔离之后，人们对户外太向往了，非常需要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从前的露营不舒服，大家怕吃苦，但现在装备的设计都更讲究舒适性、人性化，也更有颜值。即使价格有点小贵，但大众也愿意接受。
比如我身边的朋友，每年都有一笔预算在国内外旅行，因为疫情取消后，就用原来买机票、订酒店的钱，买一套露营装备，可以用很多年，他们也觉得挺划算。
目前在国内，露营各方面走在最前面的城市是杭州，周围适合露营的地方也比较多，所以整个江浙沪的露营爱好者非常多。北方以北京周边为主，也在慢慢向周边拓展，比如内蒙、宁夏等。
Q：国内目前有多少营地？疫情后是否有增加？
Y：根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大概有两、三千个营地，随着疫情后露营的火爆，还在不断新建。目前这种“一窝蜂”现象中一定会有良莠不齐的问题，随着大众对露营的认识加深，经过1-2年后的洗牌后，真正好的营地会留下来。
Q：除了和亲朋好友一起到野外露营，城市里是否也可以享受帐篷生活？
Y：其实帐篷的体验形式是很丰富的，可以去高山、湖泊、森林这样的自然景观，也可以选择城市的公园、绿地，甚至市中心有特色的景点。
很多有孩子的朋友会跟我们诉苦，想出去露营，但孩子学习太忙。这样的亲子家庭不在少数，如果城市里增加一些营地，就能大大满足他们的需求。
作为专业的户外工作者，我们也一直致力于挖掘城市里有趣的露营点。比如上海的外滩，如果在万国建筑群的对岸设立一个营地的话会非常有趣，目前我们也积极尝试中。
部分图片由gogogo、上海户外联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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